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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5/5/17 0: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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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更高吗?

未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且CD4细胞计数较低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特别是患有晚期艾滋病毒疾病的感染者,所面临的机会性感染和艾滋病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更高。然而,与普通人群相比,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SARS-CoV-2和/或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发生COVID-19临床并发症的风险是否增加,相关证据仍在不断演变,且相互矛盾。

感染COVID-19并出现并发症的已知危险因素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更为普遍,如心脏病、肾病、糖尿病、慢性肺部疾病、肥胖症以及其他共病和合并感染(如结核病)。

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COVID-19住院患者开展的几个病例报告系列和小队列研究显示,他们与普通人群相比,具有相似的临床结局和相似的SARSCoV2感染风险,特别是那些艾滋病毒感染得到良好控制的人群(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CD4细胞计数个/mm3,病毒载量受到抑制)。这些有限的临床数据表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死亡风险与已知的COVID-19感染因素相关,如年长以及存在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肥胖等共病[1-3]。

已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COVID-19结局做了若干系统综述和非系统综述;多数研究发现,与艾滋病毒阴性患者相比,其死亡率和发病率均类似[4-8]。研究方法并不总是包括在控制已知COVID-19风险因素的同时评估结局[4]。与晚期艾滋病毒疾病患者(即CD4细胞计数低)有关的数据也很有限。

一项系统综述(特别作为预印本发表)发现,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名COVID-19住院患者中,COVID-19患者的合并艾滋病毒感染率为1.22%[95%(置信区间:0.61%-2.43%)],相当于普通人群中各自的本地合并艾滋病毒感染率0.65%(95%置信区间:0.48%-0.89%)的2倍,这暗示艾滋病毒感染者具有潜在易感性[9]。

这方面的更多数据来自南非、美国和英国的几项队列研究[10-12],这些研究报告称,在对年龄、性别、种族和是否存在共病进行调整后,直接归因于艾滋病毒感染的死亡风险有中度增加;包括这些研究在内的一项未发表的荟萃分析发现,死亡风险几乎是艾滋病毒阴性患者的两倍;然而,尚不能排除与COVID-19重病风险增加相关的共病所引起的混杂效应[13]。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保护艾滋病毒感染者并确保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治疗至关重要。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调查艾滋病毒感染者患COVID-19之后出现不良结局的风险是否会增加。初步证据表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脆弱性呈中度上升,这使艾滋病毒感染者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共病治疗变得更加紧迫,例如治疗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慢性肺部疾病、糖尿病、结核病和保持健康体重。

需要从更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域获得更大的数据集,以扩大对SARS-CoV-2合并艾滋病毒感染如何影响疾病严重程度、疾病进展和COVID-19住院患者结局的理解。为此,世卫组织建立了全球COVID-19临床平台。截至年11月4日,世卫组织已收到来自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的名确诊或疑似COVID-19住院患者的临床数据,其中包括名感染艾滋病毒的住院患者。该平台向所有会员国和卫生机构开放,以提供数据。相关数据的纳入将有助于为今后如何最好地确保艾滋病毒感染者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得到良好保护提供指导。

建议艾滋病毒携带者采取与普通人群相同的COVID-19预防措施[14-15]:勤洗手;践行咳嗽礼仪;保持身体距离;根据当地规定,在适当时佩戴口罩;如有症状,应求医;如果出现症状或与COVID-19阳性病例有接触,则应自我隔离;以及根据当地和政府的应对计划采取其他行动。

确保艾滋病毒感染者长期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3-6个月的供应量)十分重要;并且各规划应采取数月发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及其他必要药物的做法,如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结核病预防疗法和共病治疗。还必须确保某些疫苗接种及时(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并有足够的药品供应来治疗或预防合并感染和共病。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或抗丙肝病毒的直接作用抗病毒药物可以用来治疗COVID-19吗?

基于虚拟筛选和体外研究,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最初被考虑用于COVID-19治疗。已公布的数据表明,大多数感染引起COVID-19的病毒的患者有轻度至中度症状,临床结局良好,且不需要住院治疗。在某些情况下,住院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最常用的是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或不太常用的是达鲁纳韦/利托那韦(DRV/r)。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对COVID-19的潜在益处的评估研究大多在艾滋病毒阴性的个体中进行。

在年3月开展的一项关于冠状病毒患者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系统综述确定了两项随机试验,且有21项观察性研究提供了有关使用LPV/r治疗COVID19、SARS和MERS的临床结局数据[16]。随机试验没有显现临床益处,而观察性研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所有重要结局证据的确定性很低或非常低。年9月发表的一项关于COVID-19药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动态系统综述和网络荟萃分析,没有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可降低死亡率或提高病毒清除率[17]。

最近,另外两项随机研究证实了这些研究结果,不支持使用LPV/r治疗COVID-19住院患者。最近发表的一项临床试验表明,在住院的COVID-19患者中,LPV/r疗法与减少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或降低发展到有创机械通气或死亡的风险无关[18]。同样,在最近公布的由世卫组织协调的团结试验中,LPV/r看来对COVID-19住院患者的总体死亡率、开始通气和住院时间几乎没有效果[19]。

根据现有证据,使用LPV/r和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太可能改善COVID-19住院患者的临床结局。

几项随机和非随机研究评估了抗丙型肝炎药物,包括用索非布韦和达卡他韦治疗SARS-CoV-2。虽然这些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在临床康复方面具有益处,但该证据存有不足(样本量小,包括非随机研究),无法建议用这些抗病毒药物治疗SARS-CoV-2。[20]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能用来预防COVID-19感染吗?

一些小规模研究评估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否可以用于预防SARS-CoV2感染,而研究结果往往不尽一致。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使用替诺福韦(TDF)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SARS-CoV-2的可能性较小。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基于替诺福韦的艾滋病毒暴露前预防不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形成保护,也不能改善COVID-19的病程[21]。在这项研究中,服用暴露前预防药物的人群中的SARS-CoV-2患病率实际上高于未服用这一药物的人群。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以保护个人免受SARS-CoV-2感染或由该病毒引起的重病。然而,由于样本量小以及暴露强度的不确定性,证据的确定性非常低。

正在服用暴露前预防药物或希望通过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预防COVID-19的人员,需要采取与普通人群相同的COVID-19预防措施。

世卫组织对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COVID-19的立场是什么?

世卫组织目前不建议在临床试验范围之外,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用于治疗或预防COVID-19。现有发表的关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文献大多是观察性的,很少有临床试验;并且没有提供对这些药物的使用目的有利的高质量证据。目前的证据表明,在COVID-19患者中,使用LPV/r和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会降低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风险或改善有症状疾病的临床结局。

最近,另外两项随机研究证实了这些研究结果,不支持将LPV/r用于COVID-19住院患者的治疗。康复试验表明,LPV/r与减少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和降低发展到有创机械通气或死亡的风险无关[18]。世卫组织多国适应试验(团结试验)的中期结果也发现,LPV/r对COVID-19住院患者的总体死亡率、开始通气和住院时间几乎没有效果[19]。

我们如何确保人权并减少污名化和歧视?

随着全球加大对COVID19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应对力度,各国被敦促采取果断行动控制这一流行病。世卫组织敦促所有国家确保保护健康、防止经济和社会混乱以及尊重人权之间的适当平衡。

世卫组织正在与包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在内的合作伙伴合作,确保在应对COVID-19中不会侵犯人权,确保艾滋病毒感染者或受影响者能够与其他人一样获得服务,确保与艾滋病毒相关的服务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

为了减少监狱中暴发COVID-19的潜在风险,并降低监狱和其它封闭环境中人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将监狱和移民拘留中心纳入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对策至关重要。这需要卫生部与司法部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在下述方面达成协议:入境筛查、个人保护措施、保持身体距离、环境清洁和消毒以及限制流动,包括限制转移以及非必要工作人员和访客的进出。在当前情况下,各国努力制定非拘禁策略以防止封闭环境中过度拥挤至关重要[22]。由卫生部而不是司法部或类似机构管理监狱卫生可能会促进这一方式[23]。

各项规划如何能够确保继续获得艾滋病毒服务?

必须确保继续获得基本的艾滋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包括在公共卫生领域应对COVID-19大流行中实施隔离措施的环境中。应考虑并实施以证据为基础的适应性措施,以减少可能的传播。这方面措施包括[24]:

对所有患者采取标准预防措施(包括确保所有患者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捂住口鼻,在疑似感染COVID-19的患者等待服务时为其提供医用口罩,采取手卫生措施等)

卫生保健和外联工作者以及同伴教育者和客户应采取手卫生和其它保护措施

确保分诊、早期识别和源头控制(隔离疑似感染COVID-19的患者)

确保医疗机构的所有区域都通风良好

在所有类型的服务中,所有患者之间最好保持1至2米的空间距离

应始终严格遵循清洁和消毒程序

发放较长期间的药物(用于治疗艾滋病毒、结核病和其它慢性疾病,如阿片类药物依赖),减少患者的就诊频率

考虑将服务减少至最为关键的范围(提供基本的治疗和预防服务;咨询等服务可能会减少或调整)

许多国家已经开发虚拟方式来提供服务和支持人们减少门诊就诊。

各国还增加了自我护理选项,如艾滋病毒自我检测,这通常与虚拟支持相结合,以保持服务的连续性。

有许多用来促进暴露前预防服务保持连续的创新实例,包括虚拟支持、社区和家庭分发,以及在诊所停诊期间使用艾滋病毒自我检测进行监控。借鉴这方面的经验可能有助于指导后COVID-9时代的未来实施。

一般来说,弱势群体,包括重点人群的成员(男男性行为者、性工作者、吸毒者、变性人和在押人员),以及无家可归者和/或流离失所者,感染的风险可能会增加——原因是影响其免疫系统的其它共病,应用隔离和社交距离措施的能力下降,以及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普遍有限。至关重要的是,面向这些人群的服务,如社区服务、免费服务中心和外联服务,能够继续提供挽救生命的艾滋病毒预防(分发避孕套、暴露前预防、针头和注射器)、检测和治疗,同时确保工作人员和客户的安全。在适用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上述考虑调整服务。一些需要前往门诊的预防服务,如男性自愿医疗包皮环切术(VMMC),最初在COVID-19疫情早期应对阶段被暂停。一些国家在评估COVID-19疫情状况后,已经调整了应对计划,在采取COVID-19附加预防措施情况下重启VMMC服务。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其它药物的多月处方和配药的作用是什么?

所有那些很好坚持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可以受益于简化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提供模式,该模式包括多月处方和配药(3-6个月的供应),这将减少到诊所的就诊频率,确保在冠状病毒疫情中可能的流动中断期间治疗的连续性。类似地,还应考虑为接受美沙酮或丁丙诺啡替代疗法的临床上稳定的患者提供更大的回家用药的可能性,以减轻卫生部门的额外负担。许多国家现已按照世卫组织的建议,为使用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的稳定患者提供了回家用药剂量[25]。

按照惯例,有经验的暴露前预防使用者可能会根据国家指南获得多月处方,其中可能包括定期的性传播感染检测。启动暴露前预防的个人应在收到多月处方前继续返回进行为期1个月的艾滋病毒检测和门诊随访。这样做的目的是排除急性艾滋病毒感染,评估不良反应,并确定继续使用暴露前预防的意向。但是,对于最近(过去3周)没有潜在感染艾滋病毒的积极主动客户,可以考虑灵活安排为期1个月的随访。这方面的决定可以在服务提供者和首次启动暴露前预防的客户之间根据具体情况逐一做出。对远程医疗和社区配药可以考虑随访。还可考虑将质量有保证的艾滋病毒自我检测维持下去。

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或产后妇女会将COVID-19病毒传染给其未出生的孩子或婴儿吗?

关于COVID-19在特定人群(如儿童、孕妇和哺乳妇女)中的临床表现的数据很少[26],但公布的一项小型研究表明,目前没有在妊娠晚期患上COVID-19肺炎的妇女中发现由垂直传播引起宫内感染的证据,数据也不足以得出通过母乳喂养进行垂直传播的结论[27]。虽然没有垂直传播的记录,但出生后通过与传染性呼吸道分泌物接触发生的传播是一个问题。对于疑似、可能或确诊患有COVID-19的母亲所生的婴儿,应根据标准婴儿喂养指南进行喂养[28],同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预防和控制感染。与所有确诊或疑似COVID-19病例一样,正在哺乳或进行皮肤接触或实行“袋鼠妈妈护理法”的有症状的母亲应采取呼吸卫生措施,包括在喂养期间采取呼吸卫生措施(例如,如果母亲有呼吸道症状,在靠近婴儿时需佩戴医用口罩),在与婴儿接触前后洗手,并例行清洁和消毒有症状的母亲接触过的物体表面[29]。

对感染COVID-19的携带艾滋病毒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及其新生儿的管理应有所不同吗?

目前,在COVID-19的临床表现或艾滋病毒感染孕妇和非孕妇的重症风险或胎儿受损风险之间没有公认的区别。然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开展的一项大型数据库研究表明,COVID-19孕妇由于患严重疾病的相对风险上升,更有可能需要重症监护[30]。考虑到妊娠期间和之后可能与COVID-19症状重叠的免疫和生理适应,疑似或确诊感染COVID-19的孕妇应接受支持性和管理治疗。数据有限,但在证据基础提供更明确的信息之前,应特别考虑可能感染COVID-19的有合并疾病的孕妇。在发布此信息时,尚无孕妇死亡报告[31]。但是,可能需要检测有COVID-19症状的孕妇,以便她们能够获得特殊医护。应向所有新近感染COVID-19或已从COVID-19中康复的孕妇提供关于安全喂养婴儿的信息和建议,以及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以防止COVID-19病毒的传播[32]。

在已经确诊或正在调查疾病的情况下,管理与非孕妇类似,应适当隔离已经确诊的或正在接受调查的患者。产科设施必须得到通知并作好准备,注意,任何确诊患有COVID-19的母亲所生的婴儿都应被视为“接受调查者”,并应根据感染预防和控制指南进行隔离。目前尚不清楚感染COVID-19的新生儿患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是否会增大。

参考文献:

[1]ZhuF,CaoY,XuS,ZhouM.CoinfectionofSARSCoV2andHIVinapatientinWuhancity,China,JofMedicalVirology11March.(availabl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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